对于“受贿”罪名，便是“卖头条”。卷宗显示，南阳市13个县区中有11个宣传口负责人，向其“行贿买头条”，而涉及的人数，多达31位。10年间，这样的事情共发生84次，涉案金额12.1万元。
但7月12日的庭审中，31位因公买头条者，无一人出庭对葛宏进行指证。葛宏本人，也否认了曾经收到过这三十多位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他在供述中称，“不记得有人为头条送过钱。”
葛宏的代理律师则表示，在所指控葛宏的13年间，该报发出的头条累计达6000多条，如果真是“卖头条”，何以仅有百次被指行贿，逻辑显然不成立。
而旁听葛宏案的河南多家地市报人士在得知葛宏因广告奖励被控罪后，多位人士亦表示不解。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目前整个媒体行业的通常做法，如果照此去查“估计查一家倒一家”。
另据南阳日报社员工透露，当地检察机关还曾指控说，报社作为事业单位已经发工资，发稿费应属私分国有资产。但7月12日的葛宏案起诉书中，这项指控已被删除。
地方报业生态：
发行之思
尽管目前无从得知“葛宏案”的最终结局，但是党报涉嫌“卖头条”，却折射出一些党报的另一种时代背影——在日趋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环境中步履维艰。
据辩护律师李肖霖提供的书面材料，即使是目前，在全国500多家地市级党报中，仍有300多家都存在生存困难，有的报社不得已又回到政府供给的老路。
另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今年5月透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在2012年10月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而下一步，则将集中启动党报党刊的改革。
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分析认为，包括《南阳日报》在内的地级党报，之所以生存困难，与其采用的发行机制有关。
一般而言，媒体特别是时政类报纸的生存，靠的是通过刊登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及时、准确、精彩有用的内容赢得公信力，进而获得读者订阅，随后，广告主会因为看重其有效读者的数量、报纸的传阅率而投放广告。
“不少报纸的发行都是赔钱的，广告收入，特别是来自汽车、房产行业的广告收入，才是他们最主要的赢利来源。”李建伟说。
但包括《南阳日报》在内的多数地市级党报，采用的则是另一种发行形式。南阳日报社一位副总编介绍说，目前《南阳日报》有13万份的发行量，但其中，通过市委宣传部甚至南阳市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征订的数量，就占到70%左右。
2010年年初，《新京报》便曾报道称，南阳数名农村教师已连续八年被摊派订阅《南阳日报》。
但这种靠征订获得的发行量并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就连葛宏的妻子也对本报记者承认，“头版我几乎不看的。”不光她不看，他们的宝贝女儿也不看父亲编辑的这张南阳市委的机关报，原因同样是“没什么可看的”。
有发行量没读者群，再加上地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南阳市，常规的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广告的容量又极其有限，到1997年3月，葛宏到南阳日报社担任社长、总编时，该报社的固定资产不过1100万元，而广告收入，更是不足800万元。
地方报业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位于长三角的东莞报业市场为例，资料显示，除了《东莞日报》之外，2002年《新快报》即进入东莞市场，而此间，《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亦纷纷进驻东莞，并推出东莞地方版报纸。
尽管因身处中西部，《南阳日报》并未遭遇如上竞争，但是不可否认，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类似于东莞的报业竞争格局，更将给地方报业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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