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经济体系建立于被西方国家奉为道德底线的契约伦理精神之上，它是经济体系能够顺利运行、良性运转的内在基石，无它，现代西方的商业文明便无法建立。正是如此，契约论理成为无可动摇的道德律令悬置于西方社会之上。摆脱道德层面看似空洞的形而上的说教，契约伦理是现代经济的“游戏规则”，是能够参与整个经济游戏的“入场资格证”。无论思想的左与右，有一点是近乎确认的，那就是当有人或企业违背这一“游戏规则”，丧失“入场资格证”后，它将会被自动或强制淘汰。
现代社会的契约伦理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代议制政治的契约伦理等等;正如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表述的一样，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血缘社会的崩溃，契约社会的逐渐确立。可以说，从根本上支撑现代社会的正是契约伦理。无可置疑，契约伦理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如其逻辑上的冰冷带来现代社会温情的丧失，还有待超越。然而，确立和守护其合理成分是实现超越的第一步，也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进入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商业契约伦理体现在现代经济的方方面面，如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契约、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的契约等等。遵循契约伦理实际上被默认为一切行为体进入市场之前的道德共契，无论是谁违反这一道德共契都将受到市场罪责的惩罚。“支付宝事件”虽然只是马云未遵循与董事会之间的契约，但窥一斑而见全貌，其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契约伦理的匮乏。从伊利举报门到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稀缺到中国企业的即盛即衰，都反映出中国的企业还不知道如何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良性竞争和运营，深层次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伦理的匮乏，这也是吴晓波的《大败局》留给我们的重大教益之一。
中国可以移植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模式，代其内在的契约精神却无法复制。但中国社会却缺少培育契约精神的先天土壤。中国的“关系模式”实际上将逻辑上冰冷的契约伦理置于一种道德上极其低劣的地位。“成者王，败者寇”的目的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马云此番为己辩护的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为了获取许可证”，讲目的而不尊重程序和规则是中国种种现代社会制度失效的深层次原因。目标的光明磊落似乎为马云的违规操作提供了最好的遮羞布，殊不知目的宰如何，也无法抹杀手段的低劣，况且目标是否真的光明磊落目前还只是存而不论。
对契约伦理的坚持无关于刻意打击马云，无关于民族主义，而在于希望中国社会从精神上现代化，在于教育企业和个人如何各尽其职，在于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现代生活。(作者：段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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